裸婚過去時 大學生的愛情 母校情結

E母校情結

離開工大16年後的一天，我接到了母校四十周年校慶的通知。這時的我也到了不惑之年。我發現自己當年對學校的那股不滿情緒早已灰飛煙滅了。因為比起實實在在的生存和生活，比起社會上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來，校園裡的那點小風波實在算不上什麼。「故鄉情結」、「母校情結」之類的大概就是這麼來的吧。

那次校慶我們七七級到了有一半多人。其中不乏有坐飛機從國外趕回來的。碰巧的是，我們宿舍的６位「精英」一個不少都到齊了。居劍本身就在學校──當初他留校後歷任輔導員，系團總支書記，系黨總支副書記，校辦公室副主任等職，現在是校長助理，差不多是正廳級了。汪寒的經歷要複雜一些。當年有一個去蘭州的統配名額，系裡做汪寒的工作，汪寒最終還是答應了──當然，他也如願以償地入了党，並順利通過了一門課的補考，順利地拿到了畢業證書。後來汪寒去了蘭州，又逃了回來，原因是他的工作單位在離蘭州約五百公里的山溝裡。按當時的規定，不服從分配的汪寒五年之內不得正式錄用。汪寒只好暫時進了蘇北的一家鄉辦企業避難。16年過去了，我們的汪寒還是順利地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現在已是一家部屬國企的副廠長。

朱頭、于涵、胡剛現在都成了時髦的私營企業的老闆。但據我的觀察，他們離大款的標準還差那麼一截子，儘管他們吹得有些神氣活現的。「高幹子弟」朱頭介紹說，他下海的原因是因為父親退下來後，自己政途不暢，所以鋌而走險。但也不是沒想好退路，他的退路就是，萬一下海失敗，他就去開計程車，幹個體戶，不至於餓死。于涵本是個不安分的人，在這屆同學們當中，他談戀愛最早，離婚最早，下海也最早。他八四年就拋棄家庭和單位單身去深圳打天下，比朱頭早了差不多整整十年。據於涵說，南下打工的初期，他什麼都賣過，包括女人的香水、內衣、連褲襪。後來又去海南淘金。十多年來，他開過公司，辦過廠，紅火的時候個人資產也曾達到二百多萬。後來開工廠辦虧了，一蹶不振。現在一家外資公司做部門經理，一個高級打工者而已。於涵總結說，下海多年，主要的教訓是切入點不對，下海不徹底，腳踏兩隻船，在沿海的一些國營單位裡混，業餘再偷偷搞點自己的，失去了暴發的最佳時機.

下麵單獨說說胡剛。當年在學校他猛追了一陣小白，雖然沒有成功，卻也得到了一個副產品，即和小白同宿舍的同學小惠掛上了鉤──幾年後，兩人終成眷屬。這次校慶，他們竟雙雙地來了，這在七七級同學中暫時還找不到同類項（於涵那對，前面說過，已經散夥了）。他們這一對一直倍受同學們的關注，以前我聽說過關於他們的不少情況：先是小惠率先下海，胡剛由不放心到反對，到分居，一直到小惠下海失敗；然後改胡剛下海，小惠因不放心而鬧矛盾，而鬧離婚，後來離了，又重婚，云云。也無從證實。現在他們雙雙到了眼前，更無法證實這些傳說了。

總的來說，同學們長大了，長老了，但性格大都沒變。胡剛還是那麼聰明、機警，一個俏皮的現實主義者，渾身散發的還是那麼股小商人的氣息。這次聚會，在一次酒後的神聊中，他拋出的一套「紅點、黑點」的幸福論給我印象很深。他說一個人一生怎樣才叫幸福？不在於他幹什麼，有多少錢，而在於他一天天過得愉快不愉快。他說，如果這天是愉快的，我晚上就在日曆上畫上一個紅點，如果這天不愉快，就畫上一個黑點，一年下來，一張日曆上紅點與黑點的比例就是你幸福不幸福的最有力的證明。這幾年，你問小惠，我日曆上的紅點一年比一年多，簡直是全國山河一片紅──為什麼呢？那是因為我有意識地去找紅點，主動地想愉快的事，做愉快的事，有意識地而避開那些不愉快的事──人生苦短，對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哪會花那麼多時間去愁眉苦臉呢？

胡剛滔滔不絕地大侃他的「紅點、黑點」論，最後還要他的妻子即小惠為他的紅點做證明。這時大家才尷尬地發現，坐在沙發上的小惠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打起了瞌睡。而她那張打瞌睡的臉，在日光燈下意外地顯得那麼哀老。

順便說一句，在這次校慶活動中我還見到了分別16之久的白菊──小白。當然她現在不叫小白了，而叫白科長或者白主任什麼的，這無關緊要。在打扮得喜氣洋洋的校園裡，我看見她遠遠地朝我這裡走過來，她的身材看上去還那麼窈窕，行姿還那麼婀娜，曾讓我驚詫不已，但當她走近、我們的手握在一起時，我悲哀地發現她的那張臉已經慘不忍睹，尤其是笑起來，滿臉的皺紋，像個小老太婆。這也怪不得她，因為留在我腦海裡的那個校花，還是16年前那個二十歲不到、嫩得一掐就會出水的妙齡少女據說她大學畢業後嫁給了同廠的一個研究生，兩人一直默默無聞地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和生活著。不知她是否常常憶起當年的大學校園──那麼多男生圍著她，像趕蒼蠅似地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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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校慶回來後不久，我在單位突然收到了小柳的一封來信。信中說，她偶爾在一本雜誌上看到我的作品小輯和照片，很為我高興和驕傲。她還具體評價了一番那組照片：「第一張充滿青春魅力，是我記憶中的您；第二張15歲的您充滿朝氣，十分可愛；而第三、第四張我幾乎辨認不出，顯得很胖也不知怎麼回事，可能是年歲越來越大的緣故，我體重沒變，臉卻越來越瘦。大學時代的我臉胖乎乎的，可現在幾乎皮包骨了。過去的熟人見到我總是說，‘你怎麼這麼瘦’？緊接著為了安慰我趕緊補充一句：‘不過你的精神狀態非常好’。還有一位朋友居然安慰我說，‘凡是瘦的人智商都特別高’。我也不管真假，先高興一把再說」

當然，她也順便評論了幾句我的作品，說她「被第一篇反映大學生的小說弄得暈頭轉向，那裡面的生活與我們當時的大學生活相距太遙遠，無法產生共鳴」。接著，她進一步透露了一些她目前的情況：丈夫近年在國外學習，她已帶女兒分別去瑞士、法國、奧地利、英國等地探親、旅遊，現在她的弱項是電腦，「英語還可以，比在大學裡強多了，儘管那時得95分以上，但真的沒用。單位去年給我配了一輛桑塔納，開了一年，跑了大約12000公里，技術還可以，但我每天提醒自己小心那些‘二把刀司機’及‘二愣子司機’」

信的最後還順便提到，她有個親戚的孩子叫孫平的，現正在我教的這所大專上學，請我多多管教，多多幫助，云云。

我的這位學妹始終沒有明確告訴我她現在的職務、級別什麼的，但我想她已經暗示得夠多了。我相信她在任何地方都會是一個認真、勤勉、聽話的好學生，都會在陽光雨露的哺育下健康而快速地成長。她身上的某些成熟的品質，也許是我一輩子都學不會的。然而，不知為什麼，我又越來越覺得成長是個可疑的詞。比如像我們這些七七、七八級的大學生吧，走上社會風風雨雨十多年，慢慢地混得「有頭有臉」起來──比如有了一定的錢或地位，多了一點城府、定力什麼的，但是與大學時代的幼稚、衝動和混沌相比，我們是不是就成長了呢？

就在那個夏日的傍晚，在那間灰濛濛的教師辦公室裡，坐在我搖搖晃晃的辦公桌前，我突然產生了想寫一寫我的大學生活的衝動。我知道，造成這個衝動的決不僅僅是愛和懷念。我是想找回一種氣息，或者說，我想重歸那條沖刷過我身體的河流──在往事的河流裡，我才能清晰地看到自己曾經是沙，曾經是金，或者只是一掬泡沫

收到信的時候，我正在辦公室批改《化工機械》考卷，改得有點心猿意馬。

《化工機械》是我大學時學的專業，也是我現在的飯碗。不能說教材一點兒沒變，至少有兩點變化是明顯的，一是書變薄了，再就是價格變高了。考卷也由往年的三張變成了現在的兩張。但改了半天，還沒有碰到一個及格的。我是準備把50分以上都拉成及格的。問題是對那些45分以上的拉不拉？我頗費猶豫。

時間近６點了，我準備將卷子改完以後再走，省得把這一堆東西再帶回家去搞。當時辦公室裡除了我，還有一個姓習的老師在教訓他班上的一個學生，令他做三份不同的檢查。不多時我又改了個47分的，一看姓名是孫平，感到這個名字挺熟的，但一時想不起來。我便問習老師，一個叫孫平的學生平時表現怎麼樣？習老師一聽就笑了，他指著那個正在做檢查的學生說：呶，就是他。孫平聽說此話，立刻站起身，要跑過來看卷子，我連忙對他做了一個螳臂擋車的手勢：別過來！孫平就立住不動了。他臉上的表情立刻讓我想起了一個人，即我的老同學，小柳。

這天我是和習老師一起離開辦公室的。一路上我們聊了幾句。我問那個叫孫平的學生犯了什麼事，要罰他做三份檢查？習老師說他在外面租了間房子，想搬出去與女朋友同居，他讓人冒充他父親打電話給系裡，差點把我們全騙了。

我驚奇地問，那你這個班主任是怎樣識破他的騙局的呢？習老師笑道，故事很長，以後慢慢講給你聽。

接著他也順便問了我一句：《化工機械》給他及格沒有？

我說還沒定呢，你的意見呢？

習老師沒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告訴我，孫平這學期已經有兩門主課不及格了，《化工機械》再不及格，他就要退學了。

我說噢，那我回去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