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婚過去時 大學生的愛情 感情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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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們觸及往事，往事便不由分說，呼搶而至。寫到這裡，我不覺有點兒遲疑：以上說的那些，它們能算是什麼愛情故事麼？照現在的標準來看，那肯定是不能算的（包括那些詩，也不能算是什麼情詩），最多是一種情感的躁動、熱情的浪費罷了。想看愛情故事的讀者也許要失望了。但我還是忍不住為這種躁動和浪費感到深深地驚異──就像驚異如今的暴發戶在舞廳裡比賽燒鈔票一樣。那個時候，我們的身心裡總是充斥、膨脹著一股莫名洶湧的激情，也許那就是所謂的愛吧，記憶中那是一種盲目而博大的熱情，處於一種找不到物件、無處發洩的尷尬境地，很是憋得慌。在前不久的一次筆會上，我和一個叫朱文的朋友談起此事，他告訴我，從本質上說，那是性在作怪，一種青春期的病而已。後來，我還讀到了他歷經四年挫折才發表的中篇小說《弟弟的演奏》，不得不佩服，他把當代大學生的性苦悶寫得入木三分。

但我的大學時代是個談愛色變的時代（更別說談性了），愛情和骯髒絕對是一對同義詞。尤其是剛進校的一年，在報紙上、雜誌上、黑板報上你絕對找不到「愛情」這兩個字。後來有個作家大概是劉心武吧，發表了一篇《愛情的位置》的短篇小說，算是首次衝破了新時期文學上「愛情的禁區」。照現在的標準來看，這篇小說簡直算不了什麼，但當時在社會上、在大學校園裡挺轟動的。我們看不到原著（據說那張報紙被宣傳部的老先生們勒令收起來了），只好每天按時收聽廣播。當時的中央台神秘兮兮地在連播這篇小說，每天只播那麼一段。當時我們宿舍裡只有出生於「高幹家庭」的豬頭有一隻半導體，他也搞得神秘兮兮的，一會兒給我們聽，一會兒又不給我們聽，然後再跑回來吊我們的胃口：「你們猜那姑娘愛的什麼人？一個賣燒餅的，有意思吧？哈哈哈」我們故意不理他，對此表現出一種漠然。雖然直到現在，劉心武的這篇小說我也沒有從頭至尾地看過一遍，但我知道，自從那時候開始，愛情這個字眼像初春的小草一樣，在報紙雜誌上、在每一寸土地上悄然無聲地、不可阻擋地生長了出來。

除了我們學校的黑板報。

我校的黑板報在生活區大門的兩側，長約有二十公尺，規模很大的樣子，似乎成了校園裡唯一的文化娛樂設施。由於它緊靠食堂，食堂裡沒有桌凳，到了吃飯時間，學生們大都端著飯盆一路吃著往宿舍裡跑，或者就站在黑板報前或籃球場周圍，邊吃邊看風景。因此黑板報的讀者率還是很高的。尤其到了每週三換期的時候。我們工大沒有中文系，沒有文科。有一次我收到北大中文系一位同學的來信，信中談到他們老師的論斷：「有的人踩在秋天的落葉上有感覺，而有的人則沒有──這就是文科學生與理工科學生的根本區別。」我曾把這句話寫在一篇文章裡上了黑板報，並說：「這裡是一塊一年四季鋪滿了秋天的落葉土地，同學們，讓我們到這裡來證明你的感覺吧！」這篇文章在校園裡一炮打響，成了「華切爾」的成名作，也為我進入黑板報編委埋下了伏筆。

大二那年，我正式被選拔到編委會，翌年又被推為副主編（主編由校團委書記掛名，不具體問事）。大權在握的我覺得，在我管轄的這片四季鋪滿了秋天的落葉的園地裡，也該長一些春天的綠草了。於是我策劃了一期「蘭花園」，用詩歌、散文、小說的形式種植了一些愛情的花草。稿件均由「蘭花文學社」的同仁們提供。這期壁報的轟動性還是出乎了我們的預料之外。給人的感覺我們工大不是地處文明中心大都市的高等學府，而像是被封閉在某個沒見過粉筆的窮山溝裡一樣。從來不看黑板報的黨委宣傳部的老先生們親自來看了，從來不具體問事的團委書記來問事了，還有我們的學生會主席老北（也是七七級學生），當然他們主要是傳達老先生們的意見：黑板報是黨團組織正面宣傳教育的工具，因為大學裡不提倡談戀愛，所以黑板報上不宜宣傳這些內容。下不為例。

我們的「蘭花園」宣傳了哪些內容呢？小說、散文記不清了，有幾句詩是我寫的，日記本上這樣記著：.

《洗衣》：愁眉苦臉的衣服說：／「你為什麼這樣折磨我？」／汗漬漬的洗衣人說：／「正因為愛你，我才這麼做。」

《多餘》：近視眼已經看不清東西／眼前卻擋著兩塊玻璃；／八十老人已經支不動身子／手裡卻拎著一副拐杖；／院長在家裡吃飯已經夠了／每天卻要到食堂來嘗一口菜湯

前一首裡明顯有個「愛」字。後一首則文理不通，而且攻擊了院長──玻璃、拐杖怎麼是多餘的呢？你什麼時候看見院長到食堂來喝菜湯了？他會貪這麼點小便宜嗎？這對院長的形象和威信會產生怎樣不良的影響？

應該說，老先生們觀念是古板了一點，但他們的態度還算是寬容的，他們並沒有命令你立刻把黑板擦了，換上一條「集中精力，為革命刻苦學習！」的標語。但血氣方剛的我們卻群情激動，無法接受這樣愚蠢的裁決。我們大罵老朽不懂文學，不講道理，完全是外行領導內行，瞎指揮，瞎扯蛋，而大學校園完全應該是一個文明健康、學術自由、百花齊放的地方，尤其應該是一個以理服人的地方，如果一個社會，一個國家，連大學裡都蠻不講理，那它還有什麼希望？

當時我們就這麼想的。這就是我們年青時代的思維方式。

假如換到現在，我也許就不會這麼激動，這麼衝動了。我會寬容，會理解，說不定還會感謝。這麼多年的坎坎坷坷教給了我一個簡單的常識，很多問題並不存在一個所謂「唯一正確」的答案，很多意見的分歧說穿了其實就是一個位置問題，或者說是一個角度問題。尤其是現在，我也當了大學教師，當了班主任什麼的，與當年的位置正好顛倒了一下。正如一個擠公共汽車的人，車上和車下的位置一變，他的觀點一點不變似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在車下他拚命要擠上去，到了車上卻希望下面不要再擠。我現在就經常把這個道理講給新來的、和我關係比較好的年輕同事們聽。遺憾的是在我這麼年輕的時候沒有人這麼講給我聽。眼睛裡容不得半粒砂子，非白即黑──世界上的事情哪能這麼簡單呢？

現在我願意相信，院方的那些老先生們都是好人，團委書記也是好人，還有我們的學生會主席老北，就更是好人了──沒有老北的信任和賞識，我就不可能當上黑板報的副主編。據我瞭解，老北是個下放蘇北的老三屆知青，家裡有個七八歲的孩子，而他的黨齡比他孩子的年齡還長，他上大學之前就是一個縣屬廠的副書記了。可我當時還看不起他，私下裡老說他是個馬屁精，沒有男人的血氣（這些話不知有沒有人向他打小報告？）。老北私下裡卻稱讚我才華出眾，是上文科、當作家的料子。他勸我說，幹一件工作，除非幹得平平淡淡，否則，想同時讓群眾和領導滿意那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有才華、有棱角的人得不到重用的原因，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都學會了閉起眼睛來混日子，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漸漸變壞的。老北說得很有道理。當時老北還幫我出主意，說他們不讓你在黑板報上搞，你可以在櫥窗裡搞嘛，櫥窗也是我們學生會的園地。我一聽，來勁了。食堂門口有四片櫥窗，平時夾一些畫報什麼的，利用率幾乎等於０。如果把它們辦成「蘭花園」，作品容量比黑板上可要多得多了.